第 4 部分
作者:未知      更新:2022-04-20 12:06      字数:1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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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曹c(3)
  心灵不解放,文学之鸟是飞翔不起来的。
  曹丕《与吴歌令吴质书》里,具体地描写了他们的一次出游,也是很令人神往的。“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尽,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这种文友间的平等来往,证明了建安文人思想解放的程度。作为五官将的曹丕,那时正如日中天,是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能够这样不摆架子,与一个地方官吏友情深厚若此,恐怕时下的某些文化要人,也未必做得到的。
  曹c也不例外,《三国志》称他“少机警,有权数,任侠放荡,不治行业”。裴注引《曹瞒传》:“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看来,曹c和他的两个儿子一样,也是具有浪漫潜质的文人。他在《祀故太尉桥玄文》中,回忆他和这位比他年高的大人物,交往的一段c曲。“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鄙之姿,为大君子所纳。增荣益观,皆由奖助,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j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
  这位后来在《三国演义》里被当作乔国老的老先生,能跟曹c开这样的玩笑:你要是经过我的坟墓前,不下车好好祭奠我的话,走不出三步路,我就让你肚子疼,你可别怪罪我。说明曹c虽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枭雄,但不对他的统治产生危害和威胁,也还是能够欣赏这种文人的幽默感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曹c作为文学家,不愧为一把好手;但是,曹c作为政治家,谁也不能不承认,他杀作家也是一把好手。凡碰了他这根政治神经的人,不管是作家,诗人,还是其他什么人,他是一点也不客气的。
  文学的每一步前进,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任何新的尝试,总是要打破过去的格局,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旧秩序维护者的反扑。倘若探索实验,一旦越出了文学的范围以外,越过政治雷池,被视作离经叛道,逾轨出格的话,就要以文人的脑袋作抵押品了。
  建安七子之中,孔融是死在曹c手下的。还有一个刘桢,被曹c送到采石场去劳改的。不属七子之列的杨修,也是曹c杀掉的,至于文学新秀祢衡,虽然不是曹c杀的,但事实上是他用借刀计让黄祖杀的。
  掉脑袋的这三位,也有其不大肯安生而惹祸的缘由。孔融的地位相当高,曾任北海相,到许都后,担任过将作大匠,也就是建设部长,这还不是曹c主要嫉恨的。由于他和曹c总过不去,经常发难,加之是孔子后代的号召力,成为士族豪门的代表和知识分子的领袖。他的府第已成为反曹c的各种人物聚合的“裴多菲俱乐部”。这时就不管你的文章写得多好,和儿时让梨的美德了,对不起,找了一个叫路粹的文人,在作家队伍中的这种败类,还不俯拾即是,写了封密告信,检举孔融“与白衣祢衡跌宕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
  杨修的职务要差一点了,在曹c的指挥部里,只当了个行军主簿,大概相当于参谋,而且不是作战参谋,连行军口令还从别人嘴里听说,显然是闲差了。所以杀他不像杀孔融那样颇费周章,扰乱军心四个字,就推出去斩首。《三国演义》说是曹c嫉妒杨修的捷才,生了杀心。其实,由于杨修不安生,介入政治,成为曹植的嫡系党羽,出谋划策,卷入了宫廷接班人的夺权斗争之中,而且许多馊主意,都被曹c拆穿了,才要把他除掉的。
  老实说,文学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学,都有点票友性质,是不能正式登场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像曹c这样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学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没有出过政治家玩文学玩不好的闹剧,也没有出过文学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剧。曹c,不论在文学上,在政治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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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曹c(4)
  数千年过去,如今谈起建安文人,这些名字还是常挂在嘴上的,“融四岁,能让梨”,连小学生都知道的。至于谈到建安文学,在非专业研究者的心目中,只有曹氏父子是居霸主位置的。曹c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的盛事”,曹植的《七步诗》(虽然不能证明是他的作品),还能在普通人的记忆之中占一席之地。而像出类拔萃的王粲,地位很高的孔融,才华出众的祢衡,他们的作品当然也很了不起,但很少被现代人知悉。至于徐、陈,应、刘,他们写的东西,大半失传,如今,只不过是文学史中的一个符号而已。
  所以,鲁迅先生说:“曹c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c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我想,这是对曹c最有见地的一个评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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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上龙袍的丑角(1)
  在汉末群雄割据的局面中,诸侯之间,有一条禁忌,虽然谁都觊觎皇帝这个称号,可谁也不敢公然犯规,尝试一下做皇帝的滋味。只有这个袁术,染指了一下,当了几天皇帝,谁知犯下致命的错误,结果失败得最惨。这也是所有那些一叶障目,利令智昏,而且自以为是的人物,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作出错误的决策,而以失败告终的不足为奇的例子。
  当时,那些军阀心里都明白,什么事都可以做,就是不能做皇帝。势力强大如曹c者,而且已经挟天子从洛阳到了许都以令诸侯,汉献帝成了他手中的一个傀儡,也不敢生这个替而代之的念头。孙权有一次上表,建议他干脆称帝算了。他说,这小子是想让我坐在火炉上烤呢!所以他一生未曾染指帝座。直到他儿子曹丕,才把献帝废掉。
  蠢货袁术,因为得了孙坚质押的玉玺,就如俗话讲的,开始头脑膨胀,发起高烧来了,蠢人之所以蠢,就在于他不觉得自己蠢。于是,糊涂加上野心的驱使,就在淮南建立袁记小朝廷了。称帝建号,立子封妃,龙车凤辇,祀南北郊,那些拙劣的表演,令人作呕,也招天下人恨。
  他的部下劝他不要僭称帝号,但他一心想当皇帝,什么也听不进去了,已经失去最后一点自知之明。这也是名人很容易犯的自负悲剧,脑细胞退化,对新鲜事物失敏,可自我感觉仍然可怕地良好,加之不甘寂寞,便有种种失态的举止,发霉的语言,横生事端,倒行逆施,终于不可逆转地走向自己的对立面。你当什么不好,偏要当皇帝,俗话叫“作死”或者“找死”者,即是此意了。
  如果说,一个人希望得到他不应该得到的东西,也就是存有非分之想的话,叫做野心,那么无妨认为这种野心是人皆有之的了。拿破仑有句名言,一个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若是每个人都规规矩矩,只想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东西,而不想其他,像工蚁工蜂那样,捧着多大的碗,吃多少的饭,在这样毫无竞争,没有比赛,不求长短,无所角逐的世界里,还有什么进步可言?任何不安于分的想法、做法,在自己是追求,是理想,是奋斗目标,而在别的利害相关的人眼里,很可能被视作野心的。
  所以,野心不可怕,而是在于实现野心的过程中,不择手段,狂妄愚蠢,便只有失败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了。若是像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一样,愈陷愈深而不能自拔,如同失控的汽车,在下坡路上滑行,最后除车毁人亡一途,焉有他哉?懂得节制,掌握分寸,步步为营,进退有度,那就是谁也莫奈你何的另外一回事了。曹c未必不想当皇帝,刘备亦如此,孙策、孙权,概不例外。他们的野心比袁术更甚,只不过能够通达识时,知己知彼,不轻举妄动罢了。
  因为汉献帝是一张牌,谁抓在手里,就可以利用他的剩余价值。但谁要自己称帝,就等于竖一个靶子,让众人当目标瞄准s击了。所以,袁术的下场,并不比乃兄袁绍更好些,这一对四世三公的高干子弟,是《三国演义》这部书最早退出历史舞台的丑角。袁术一出场,是以断孙文台的粮草开始,最后,他没想到,自己也死于断粮断水之中。
  这自然是活该的报应了。
  袁术和袁绍,可称为一对难兄难弟,而术比起绍,更是一蟹不如一蟹。在这场成则为王败则寇的争霸战中,不堪一击的袁术,第一,输得很快;第二,输得很惨。看起来,名门之后,只是牌子响亮,不动正格的话,端起个架子,还可以唬一唬人,真到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时候,就要大出洋相了。后将军南阳太守袁公路,在各路诸侯的争斗中,表现得最为草包。要是在京剧舞台上,他的鼻子大概应该抹一块白粉的。
  袁术据寿春时,户口数百万,本可以干一番事业。可他“奢y肆欲,征敛无度,百姓苦之”。与其兄袁绍“有隙,又与刘表不平而北连公孙瓒;绍与瓒不和而南连刘表,其兄弟携贰,舍近交远如此”。僭号称帝以后,“荒侈滋甚,后宫数百皆服绮罗,余粱r,而士卒冻馁,江淮闲空尽,人民相食”(陈寿:《三国志》)。
  穿上龙袍的丑角(2)
  《资治通鉴》说:“中平以来,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萧条。”对这两兄弟,尤其是后一位,对于百姓的摧残,是不以为然的。
  每个时代,在其风起云涌,变幻莫测之际,总有一些“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野心家、失意政客、无耻文人,和一些压根儿就是低能儿、白痴,坐没坐相,站没站相的痞子之类,因缘际会,于潮流中被推到了峰顶,居然人模狗样地也神气起来。所谓“沐猴而冠”,就指的是这些一下子站在舞台脚灯前的新贵们。
  这大概就叫历史的误会了。
  有的人连句整话也说不好,智商甚低,可唯辟作威,唯辟作福。有的人做一名衙役,鸣锣开道,也许称职,却位居三司,封疆一方,吆五喝六。还有的,灾荒之年,让没粮吃的老百姓“何不食r糜”的白痴,居然做了皇帝。因此,在这些昏庸之辈的统治下,可想而知,大家会有什么样的好日子了。
  但是也别小看袁术之类,干正经事绝对没有能耐,搞个鬼,捣个乱,下个绊,背后捅谁一刀,却是十分在行。###董卓的联军司令部组成以后,袁绍推荐他负责后勤保障,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切断了先头部队的粮草,结果弄得孙坚大败而归,差点丢了脑袋。第二件事,华雄搦战,关羽请缨时,他听说只不过一个马弓手,马上大喝道:“汝欺吾众诸侯无大将耶?量一弓手,安敢乱言,与我打出!”所谓好事不成,坏事做绝,就是这类人的基本德性。国家有这种人,那就是“庆父不死”的局面,社会有这种人,休想有安定平和的日子,一个单位,一个团体,有这种人,那必然是一块臭r坏了一锅汤。
  但要让他真刀真枪上阵的话,那可就洋相百出了。
  就看他和吕布交手出场的样子,“身披金甲,腕悬两刀”,那阵势,完全是一个丑角形象。难怪李渔评点《三国演义》时,也觉得他这身打扮好笑,讽刺为“形容呆腔甚好”。刀吊在手腕上,是武器还是装饰?这不三不四的样子,当然只有挨打的份。结果,战不三合,术军大乱,中途又碰上了关羽,只好败退回淮南去了。
  自古至今,越是这种狗p不是的家伙,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时机,还越是容易得意。正因为汉末大乱,袁术所以才能够牧领一方,称王称霸。但这类货色的通病,就是缺乏自知之明,不晓得自己吃几碗干饭。以为手里有孙策抵押的传国玉玺,便是九五之尊了,而且三宫六院像煞有介事地立了个小朝廷,这玩笑不免开得太过分了。
  然而也不奇怪,因为这种人一旦爬上了高位,最容易利令智昏,忘乎所以。除了吕布那个头脑简单的家伙,相信袁术会成为天子,还把女儿许嫁给他的儿子,攀个儿女亲家外,无人不认为袁术称帝之举,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董卓权倾一朝,也只敢自封相国,曹c位极人臣,一辈子也没奢望做皇帝。袁术充其量,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小角色,赖祖宗余荫的世家子弟罢了。曹c对他的评价是,“冢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一个在别人眼里,不过死尸一样的人,竟过了几天自封的皇帝瘾,可见其头脑膨胀到何等地步!
  也就两年不到光景,袁术终于混不下去了,只好把玉玺和帝号送给他那位宝贝老兄袁绍。曹c哪里肯放过他,派刘备、朱灵围堵追击,最后弹尽粮绝,只剩下千把人,坐以待毙。“家人无食,多有饿死者。术嫌饭粗,不能下咽,乃命庖人取蜜水止渴。庖人曰:‘止有血水,安有蜜水!’术坐于床上,大叫一声,倒于地下,吐血斗余而死。”
  这些趁历史留下的短暂缝隙,突然挤出来头角峥嵘的人,以草包起,以草包终,除了为后世增添笑柄外,还能留下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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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叫你不长胡须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宫廷里,宦官从来是扮演不光彩角色的。
  曹c的父亲曹嵩,曾经是中常侍曹腾的养子。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还在袁绍幕下的时候,为袁起草的一篇###他的檄文,就揭了他的这个老底,说他是“赘阉遗丑”。因为中常侍虽是皇帝贴身的近侍,十分宠幸,地位很高,但只要是太监,那男性生殖机能就必须阉掉,非男非女,不能人伦,为世人所不齿。所以,陈琳才这样羞辱曹c的。
  在宫廷里面,凡男性,上到近侍,下到烧饭挑水的工役,无一不是太监。由于他们太靠近皇帝的缘故,最起码也要争取做皇帝的耳目、心腹、鹰犬、爪牙。更有为一点的,不但能影响国策,左右大政,甚至还能挟持皇帝,为所欲为呢!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三百几十个皇帝中间,英明者少,昏庸者多;才智者少,暴虐者多;正派者少,荒y者多;有为者少,嬉乱者多。这样,太监就成为那些昏君暴君倒行逆施、胡作非为的得力帮凶。
  汉末衰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中涓结党,把握宫闱阻塞贤路秽乱朝政的结果。《三国演义》的第二回,就有“何国舅谋诛宦竖”的情节。而这个屠夫出身的何进,也不过沾他妹妹的光,得权重任。他与十常侍的矛盾,狗咬狗,一嘴毛,都想独吞最高利益,实际还是后宫的权力之争。
  但何进掌握兵权,这些太监们很忌讳他,设了一计,把他诓进宫内。这个武夫也太自信了,大大咧咧地走进了长乐宫,结果被砍成两段。何的部属袁绍、袁术在青琐门外等候,忽见何进的脑袋从宫墙里扔出来,遂引兵进入内廷,大肆屠杀。凡阉官,不论大小,尽皆诛绝,多有无须者误被杀死。
  要杀,统统地杀,要整,统统地整,非无一幸免不可,这才罢手,而且,从来不怕矫枉过正的。这种极端的结果,到了后来,便必然是冤假错案,是随后的平反和落实政策。但在汉末,对不起,杀也就杀了。太监是无须,但不等于无须者都是太监,这本是正常之理,完全应区别对待。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挺爱绝对化的,既然太监无须,那么无须者则皆是太监无疑。如果有人跳出来申辩,本人并非太监,也要砍头的。哪怕明知砍错了,也不会认错的。袁氏两兄弟肯定振振有词地反问:“谁让你不长胡子呢?”
  虽然这一朝的太监被杀得干干净净,但不等于从此就断了太监的根。只要有皇帝,就必然还会有太监。只要有太监,宫廷里秽乱现象,便仍会层出不穷地发生。因为,凡割掉了“那话儿”的人,不男不女,不y不阳,必定是一个心理变态者。由于他不是一个正常人,全部地歇斯底里,就表现在对于所有正常人的仇恨上。有些嬖幸的近侍宠臣,虽然“那话儿”还在,可能由于和这班阉人接触太多的缘故,也会熏染出可怕的太监心理的。
  在中国历史上,妇人干政,弄臣作乱,阉竖擅权,指鹿为马的丑恶政治现象,从来没有绝迹,时不时地,看到这种历史沉渣的泛起。大凡只要有家长式的封建统治,和缺乏最起码的民主,以及对权力的无法监督与制约,这种太监或类似太监的近幸,窃得最高权力的现象,便不会绝迹。
  因此,心术不正的人,心理状态不健全的人,或压根儿就是一个y谋家,一个变态症患者,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一旦染指权力,便会恶性膨胀。在历史上,帝王,后妃,弄臣,太监之间的宫闱斗争,是帝国最高统治层面中,最见不得天日的藏污纳垢的所在。由于一些性苦闷和性变态的女人,和一群无性能力却有性虐待狂的奴才的深深卷入,互相争宠,彼此倾轧,煽动仇恨,疯狂报复,所达到的残忍程度,罔顾人性,恨不能食r寝皮,生吞活剥。这种无声的罪恶,恐怕是封
  建社会中最黑暗的记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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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褒贬吕布
  《三国志》评吕布说:“有狮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覆,唯利是视。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从历史的角度,这个评价应该说是准确的。但是罗贯中笔下的吕布,作为一个文学人物,就不仅仅是个褒贬,也不必存在褒贬的问题了。因为读者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只有信与不信的两种选择。而对于文学人物,经读者的再创造,便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和见解,绝非简单的褒和贬可以概括的。每个读者眼中的文学人物,都盖有读者本人的印记。
  所以,古典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以后,不大容易获得读者认同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读者自己脑海里的人物形象,和银幕屏幕上的编导所推出的人物形象,存在着差距的缘故。
  吕布在历史中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然而在文学中,在读者头脑中,却又并不是完全被否定的人物。这也许是文学的力量吧?在所有吕布戏中,那白铠白袍的小生一出场,甚至成了后世无数观众心目中的英武潇洒的明星。所以说,吕布是这部小说起首部分塑造得最为成功的形象之一。
  为什么吕布能得到读者的这份宽宥呢?
  第一,他骁勇善战,几乎无人能打败他;第二,他和貂蝉,英雄美人,而且还是一个至死不渝的爱情至上主义者;第三,无论如何,是他杀掉了恶贯满盈的董卓,为民除害;第四,辕门s戟,是吕布一生中的峰巅之作,救了刘备一命。包括他不杀刘备家小,包括他怜妻惜女,都说明他的性格的不是太坏的一面。
  加之他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极易上当,陈登几句话一说,主意就变了。甚至为曹c把他视作“饥则为用,饱则荡去”的鹰犬,沾沾自喜。大概中国人害怕莫测高深,就比较喜欢这个单线条的吕布了。
  《资治通鉴》卷六十二,记述了他辕门s戟的过程,这是正史,而非演义。由此可见他不是一个毫无心术的人,也会用计的。而此计之荒诞,很带有吕布的性格色彩,以一箭而定和战,旷古未闻,而此儿戏一般的主意,居然成功,说明吕布是有把握为刘备解除厄难的。但想不到刘备在白门楼上,“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事乎”一句话,却断送了吕布的命。
  按老百姓的看法,刘备就很不够意思的了。他临死前目视刘备曰:“是儿最无信者!”“大耳儿,不记辕门s戟时耶?”这番斥责在读者心里,便把两人的分量称出来了。
  其实,从去除眼前的劲敌看,借刀杀人,提醒曹c记取丁原、董卓的教训,这句话够毒的,也起到作用。但从长远的战略目标看,让曹c养虎遗患,对刘备可能更有利些。可见这一时期的刘备,还不是十分地具有雄图大略,远见卓识。给吕布留一条命,将来倒霉麻烦的,必是曹而不是刘,何必劝曹杀吕呢?太短见了。看他后来叮嘱关、张“勿犯曹公军令”这句话,充分表现了他当时的甘心居下的心态。说明刘备固有知曹的一面,也有畏曹的一面,更有不敢与曹角力的一面。
  同样,那个陈宫也未免过于感情用事,因为捉放曹后,曹c杀了吕伯奢一家,说了那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名言,便对曹c恨之入骨,毫无圆通的可能。若是能够从长计议,权且劝吕布献城,难保曹c将来,不会成为董卓第二?因为对吕布来讲,背叛主子不过举手之劳,一点也不难的。如果那样,汉末的争霸局面,则未可预料了。
  所以在读者印象里,吕布对于刘备,对于陈宫,并不太欠什么的,但确实是这两个人,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把吕布送上了断头台。因此,后世人对这位白衣白甲,手持方天画戟的将军,多一点同情,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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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葛亮难辞蜀亡咎(1)
  一个极其英明的政治家,也不可能不犯错误。诸葛亮在刘备死后主持蜀政,南征北战,多有失误,所以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句话还是很有真理性的,伟人也难例外。
  但是,要是能够保持头脑冷静,思想清醒的话,那么可以将错误的危害性减少到最低程度。如果掺杂进感情因素,明知其可为而不为之,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势必带来很坏的后果。
  诸葛亮作为一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典型,我们对其人格的伟大,所产生的景仰心理,是一回事情;但从其坚持错误的北伐政策,而导致蜀国过早地败亡,来剖析他的得失,则是另外一回事情。
  他所以要上表陈词,因为大家反对北伐。主要是国力不强,人心思定,连年征战,不胜负担,当务之急,应该使蜀中人民得以喘一口气,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而诸葛亮却不顾这种普遍的抵触情绪,坚持他的北定中原,开疆辟土,恢复汉室,继承大统的方针。
  第一,他从汉贼不两立,到蜀魏不两存,到有魏则无蜀,到“王业不偏安,惟坐以待亡,孰与伐之?”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魏虽有吞蜀之心,不过,曹睿上台后,举朝上下,是主张掘壕坚守,待吴、蜀内乱的。他错过了这样一个相对平静,可以养精蓄锐的时期。第二,因承受先帝伐贼之托,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这种感情上的义务,使他罔顾客观是否可能,贸然行动,很大程度是在维护个人的威信和尊严,是不足为训的。第三,他还错误地认为如果继续相峙下去,必然要出现突将无前,精锐不存的空虚状态。因此主张趁这些有作战经验的将领仍在时,早打,大打。这种思路和他没有说出来的,对于他个人的过于自信,和对后来人的缺乏信心是相联系的。其实战争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个别人的有无去留,是不起决定性作用的。因此,在刚刚结束的一次失败战争以后,连他自己都承认“民穷兵疲”,“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的情况下,又发动一次不量力的进攻,前景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了。
  收在《古文观止》里的前后《出师表》,是诸葛亮最广为人知的文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及从这两句话延伸出来的杜甫的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便构成诸葛亮垂范千世的至善品格,被万人景仰的忠诚典范。
  所以,文学这东西,它要渲染起来的话,挺能打动人心的。我们管这种作用,叫做“煽情”;而煽情的结果,往往就有一叶障目的弊端。前后《出师表》的感情,当然是真挚的,表达诸葛亮的耿耿忠心,简直溢于言表。但是,若研究一下蜀国当时的内外状况,刚刚劳师远征,七擒孟获归来,诸葛亮就要挥戈北上,这两篇动员令,从给蜀国所造成的后果看,就颇有值得斟酌的地方了。
  审时度势,量力而行,是一个政治家必须具备的素质。但他一不顾国力强弱,二不顾民心向背,三不顾敌方虚实,四不顾周边环境,就要向曹魏挑战,实属冒进行为。好像所有好大喜功的领袖,都有因冒进而吃苦头的教训,而吃了苦头还继续冒进,再吃更大的苦头者,也不乏其人。所以,二次上表,甚至连阿斗也劝他了:“方今已成鼎足之势,吴魏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
  阿斗当皇帝后,可算是一无可取的庸才,独有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虽然他的出发点并不是正确的。可惜他这个皇帝是个傀儡,如果说话算数,休养生息,修边固防,也许还真能偏安一隅。可是诸葛亮穷兵黩武,连年征战,劳军扰民,内外交困,以致西蜀苟安的局面,也不能长久。
  《蜀记》里记载:“晋初扶风王骏镇关中,司马高乎刘宝、长史荥阳桓隰诸官属士大夫共论诸葛亮,于时谭者多讥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
  吴大鸿胪张俨作《默记》:“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有国者不务保安境内,绥静百姓,而好开辟土地,征伐天下,未为得计也。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
  诸葛亮难辞蜀亡咎(2)
  这都是与诸葛亮同时代,或稍后一点的人士,对于他频繁北伐的议论,可见当时有识之士,对他的六出祁山,是大不以为然的。诸葛亮罔顾国力,频繁出击,实在是由于他太过于自信自负。但这种心理失衡者,岂止孔明一人,凡领袖群伦者,一旦成为人誉自诩的济世之才,便有一种功名欲,不朽欲,树碑欲;甚至像文坛这么一个其实没有什么戏唱的场合,也有人来不及地给自己盖个庙,以便活着被人上供,真是很可笑的。孔明认为曹c死后,魏国再无足堪较量的对手,过于轻敌,过于躁急,想打开蜀国的封锁局面。当然,这也是他过于相信自己万能,过于追求不朽声名的结果?
  这种可怕的欲望,也是此前此后许多人物都具有的留名万世的情结。哪怕倾家荡产,祸国殃民,也情不自禁要在历史的长卷中,给自己树一块碑石。诸葛亮的出兵汉中,绝对是他的性格所造成的悲剧。由于他位极人臣,权重一国,自然无人能够左右他,结果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大家看着他一步步地走向最终的失败,无法挽救。
  所以,他的亲信马谡认为“平南方回,军马疲敝,只宜存恤,岂可复征?”他是听不进去的。谯周的苦谏:“何故强为?”他同样不以为然,甚至连毫无头脑的后主阿斗,不解地提出疑问,也都阻止不了他北进的意愿。
  这样一意孤行,置蜀国于死地,恐怕是这个伟大人物的大错了。
  他若是如张俨所说,不将国力消耗殆尽的话,蜀与魏之争也许是另外的结果。
  吴大帝的晚年(1)
  所谓金陵王气,恐怕是始自这位吴大帝。
  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吴主孙权自京口(镇江)徙洽秣陵,翌年筑石头城,称建业;黄龙元年(229年)又自武昌徙都于此,开始南京为六朝古都的第一朝。
  在三国魏蜀吴三主中,曹c没当过一天皇帝,刘备只可怜巴巴地过了两年皇帝瘾,倒是孙权在南京,当了二十三年皇帝。
  孙权在三国领袖人物中,死在曹c、刘备、诸葛亮以后,享年七十一岁。较之曹c六十六岁卒,刘备六十三岁卒,诸葛亮五十四岁卒,是活得最长久者。比起曹丕死时四十岁的短命,曹睿三十六岁的夭亡,简直无法比拟的了。孙权生得“方颐大口,碧眼紫髯”,从他的这种肤色毛发的变异来看,我怀疑他是不是有波斯人的血统,这种究竟是由于人种,或是遗传基因造成的变化,史书上无记载。《三国志》明确说到了他是个“形貌奇伟,骨体不恒”的人,可见此说不假。在汉代,中国与西域的交通已经打开,再不是关山阻隔,孙氏江东豪族,家中有胡姬,也并不意外,因此孙权具有外族血统,史为其讳而已。也许由于这种遗传学上的杂交优势,他体质强壮,按当时的平均年龄偏低的情况比较,他算是超长寿的国君了。
  曹c有一次情不自禁的赞美过,“生子当如孙仲谋”!大概由于孙权的身体相貌,体魄精神,要强于他的儿子曹丕,曹植,才说出这番话的。
  但无论怎样长寿,总有大驾归天,也就是“死”的一天。孙权到了面对死亡,必须考虑后事的时候,他可以信托的周瑜,鲁肃、黄盖、张昭等人,已先他而逝。这就是老年皇帝的苦恼了。正如文坛上前辈作家,最后剩下他老哥一个,在那里“荷戟独彷徨”,也是难免凄凉伤感的。
  因此他不像刘备,有一个完全可以信赖,可以托孤的诸葛亮,放心而去见他的关羽、张飞贤弟。也不像曹c,儿子曹丕早已经羽翼丰满,留下的顾命大臣,如曹洪、陈群、贾诩、司马懿,也足可以闭上眼睛。孙权在死了太子登,废了太子和以后,眼看要接位的太子亮才九岁,实在太幼小了些,只好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并不太想托付的诸葛恪了。
  诸葛恪是诸葛瑾的儿子,诸葛亮的侄子,吴国的大将军陆逊,当着诸葛恪的面就批评过这位晚辈:“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接之;今观君气凌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这样的评价,作为主子的孙权,不可能不知道。但到了晚年,人就特别爱偏听偏信,孙权早被亲信们包围得水泄不通,在他们谗言蛊惑下用了这个刚愎自用的诸葛恪。孙权把儿子托付给他,肯定是半信半疑而死的。结果,他刚刚一咽气,吴国就开始###了。
  因为在封建社会里,这种皇权的交接,总是一场危险的游戏。
  陈寿的《三国志》在《孙权传》末尾的评语,是这样撰写的:“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东,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及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继嗣废毙,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
  孙权早年在他接其兄孙策的班后,处于魏、蜀两雄之间,独保江东一隅。特别在吴、魏赤壁之战,合肥之战,吴、蜀彝陵之战,以及南拓交趾,开土辟疆,都表现出这位“碧眼儿”的英主之姿。尤其在蜀亡之后,强魏压境,他不得不对曹丕这样一位后生俯首称臣的时候,能够“屈身忍辱”,也有不凡的表现。有一次,魏主向东吴索要珍珠、玳瑁、孔雀、象牙等贡品,逾于常规。他的部属都认为魏主太过分了,欺人太甚,应该予以严词拒绝。他说了一番很精彩的话:“这些珠宝财物,相对于我东吴的安危来讲,不过是砖头块罢了!既然魏主喜欢这些,追求这些,不正说明他昏暗无能嘛!不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嘛!”所以吴政权能坚持到比蜀亡,魏亡以后又二十多年,才降于晋,确是孙权给吴国打下的坚实基础。
  吴大帝的晚年(2)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凡高龄皇帝执政到晚期,除极少数英明者外,大半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这种无妨称之为“孙权现象”的产生,在宋朝洪迈的《容斋随笔》里有这样一段议论:“三代以前,人君寿考有过百年者,自汉、晋、唐、三国,南北下至五季,凡百三十六君,唯汉武帝、吴大帝,唐高祖至七十一,玄宗七十八,梁武帝八十三。自余至五六十者亦鲜。即此五君而论之,梁武帝侯景之祸(差不多把南京又完全彻底地毁灭一次),幽辱告终,旋以亡国。玄宗身致大乱,播迁失意,饮恨而没。享祚久长,翻以为害,因已不足言。汉武末年,巫蛊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皆不得其死,悲伤悉沮,群臣上寿,拒不举觞,以天下付之八岁儿。”
  接着他提到了孙权:“吴大帝废太子和,杀爱子鲁王霸。唐高祖以秦王之故,两子十孙同日并命,不得已而禅位,其方寸为如何?然则五君虽有崇高之位,享耄耋之寿,竟何益哉!”
  衰老是生理现象,中国的皇帝,由于性特权的原因,纵欲伤身,更促使器官的老化过程加速,于是无法像风华正茂时那样日理万机,圣躬睿智,也无法像初登大位时那样掌握情况,了解实际。而所有老年皇帝最容易有的功名欲,树碑欲,宠幸欲,接受阿谀奉承,万岁万万岁欲,便特别的强烈。这样,便必然要相信一些不该相信的小人,而排斥一些不该排斥的君子。在j佞嬖幸,宠臣爱姬包围之下,失去了最起码的清醒。自然就倒行逆施,胡作非为,弄成坏人当道,百姓倒霉的局面,这些老年领袖总是亲手把自己一生英名埋葬,从而造成国家民族的灾难。
  因为在封建社会中,一位统治者的死,必定面临着权力再分配的一番厮杀,统治的时间愈久,播种的苦果愈多,厮杀得也愈残酷,而且往往要经过多次反复,方能定局。
  “及臻末年,弥以滋甚。”《三国志》这个评语正是说明了孙权到了晚年,这位曾经英明过的吴大帝,也摆脱不了自古以来的“老年领袖病”,逐渐走向他辉煌的反面。宠信非人,流放良臣,后宫纷争,嫡庶疑贰,所有他在清醒时决不干的事,现在干得比谁都厉害。用吕壹则排陷无辜,信陆逊却受谗而死,疑诸葛恪而又使其总揽一切,立后立子以致播乱宫廷,遗患不已。这些中国历朝历代的老年政治的必然现象,在吴国都出现了。
  孙权自公元229年即皇帝位后,迁都建业;公元230年,不听谏阻,派甲士万人渡海,求夷州、澶州不毛之岛,追求功业,公元233年与辽东公孙渊通好,企图联盟反魏,结果事与愿违。然后,又不顾国力,频繁向魏发起进攻。从这时起,都在表明他由清醒走向昏聩,由振作走向没落,由建设这个政权走向毁灭这个政权,在中国皇权政治中,除极个别的高龄皇帝外,大多数都难逃脱愈老迈愈昏庸,愈糊涂愈祸国殃民的必然规律。
  由于魏,蜀持续近十年的战争,江东暂处局外,又加之有长江天险,和陆逊等将帅主军,孙权得以偏安一隅。于是,他活着的时候,这些矛盾虽然暴露,但不至于酿成灭国之祸,等到他死后,内乱一起,自然是国无宁日了。宗室孙峻是在孙权死前力保诸葛恪上台的干将,等到诸葛恪权重倾主,也危害到他利益的时候,他又支持孙亮把这个诸葛恪,于召见时杀掉。一番血腥味尚未消除,孙峻死后,他弟弟孙开始专权,孙亮亲政以后,受不了这个孙,要除掉这位重臣,事泄,他也被废了。随后,孙休接位,不久,这位吴主又演出杀诸葛恪那一幕戏,把孙干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