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布转型本身是个错误的人，显然又忘记了“时间”这个因素。20年后的今天，苏东诸多国家经济都逐渐步入了良性增长，再次证明时间的力量。
  历史也许会以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前进，某代人可能会在那倒退的一步中度过，但我相信，在所有的专制者中，时间是最专制的那一个。很多时候，人类一不小心误会了自己，把自己想象得太过聪明，或者不够聪明，而时间总是不徐不疾地将误会澄清。
  1956年匈牙利政治风波后，总理纳吉因失去“立场”而被判决绞死。在庭审中，他拒绝法庭的宽大处理：“我知道另一个纳吉审判会为我平反，总有一天还会有对我的重葬仪式。”1989年6月16日，“总有一天”到来了，匈牙利举行了纳吉的重葬仪式，10万民众参加了这一仪式。纳吉相信时间，他赢得了胜利。
  12因为如果是我　　 　（2011…09…07　00：16：22）转载
  标签：　杂谈
  1
  十二岁的孩子，出生时母亲因输血感染了艾滋，已经去世，他也被感染，与乃乃，父亲，继母生活，别的小朋友见到他就躲开。
  吃饭时，他吃的菜由爸爸夹在碗里，吃火锅的时候，他吃了一会儿，凑了下身子看了一下锅，又坐下了，他爸说“你吃什么”
  他端着碗怯生生地说：“粉条”。
  爸爸意识到摄影师在，犹豫了一下，说“你夹着吃”。
  他立刻说“不，你给我夹”
  “夹吧”
  他说“你给我夹”
  继母在边上说了一句“夹吧”
  他爸说“你就夹吧，没事嘛没事，叫你夹就对了嘛”
  他迟疑着站起身，看了一眼锅，没伸进筷子，在离自己最近的汤的表面匆匆夹了一片菜叶，坐下来放在碗里，搅着。
  桌面上没声音，他解释了一句“粉条没有了”
  他爸过了一会儿，捞了一筷子粉条放他碗里。
  看完这个纪录片，我们决定采访他。但一坐他对面，我就知道这采访的困难，他太敏感了，或者说，他承受的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但记者职责是要提出问题，如果问得不准确，时机不对，没有勇气碰禁忌，或者碰了之后掌握不住，都不成。有天看村上春树写非虚构类的《地下铁》，东京奥姆真理教在地铁施放毒气事件，他写非虚构远远不如写小说，可我理解他的拘谨，只有坐在受害者面前，才能理解那种压力不管你再怎么想“不能伤害任何人”，但“置身的立场本身就有一种傲慢性”。
  采访中他说看这个纪录片公映的时候哭了。我问“是不是吃饭那一段？”
  “阿姨，姐姐，你怎么猜得这么准？”他意外地看着我。
  我没想到他会问我这个，就据实说“因为如果是我，我也会很难受的”
  他没说话，眼睛红了。
  如果在以往，我可能会停下来，或者问下去，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了他一会，说“……怕你心里受委屈……”，就低下了头，我不知道为什么掉眼泪的不是他而是我。
  这句话后来我让编导剪掉了，这不是一个记者应有的反应……不要在采访中妄加议论，更不应该流露太多的情绪，但我奇怪的是，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这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我根本没想过要说，它只是从心里浮出来了。
  后来我翻看笔记，一个月前我看纪录片里吃饭这段时，写过“这真是天大的委屈，让他受了”。在采访那刻，他问我怎么猜到时，这个问题唤醒我那瞬间的感受。
  去“采访”这样一个孩子，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傲慢”的立场，唯一削减这个傲慢的方式就是投身于他的感受之中。
  3
  有读者留言中说“你现在在节目里‘我’多了一点”，是，他们看的很清楚，这需要警惕，有需要克制之处，但这种情况也出乎我的意外。
  采访药家鑫案时，张妙母亲在房间里痛哭，她父亲跟我们说着话，我觉得没办法在这样的哭声里采访下去，问他“你不去劝劝吗？”
  他说“没有用”脸上都是早被日日夜夜锤打扁了的无奈。
  我坐一会儿，坐不住了，回头对摄像说“我去看看”。
  我进屋抚摸着张妙母亲的胳膊，她已经有些精神恍惚，只是哭喊，没办法说话。张妙两岁的孩子过来，把他的塑料玩具递给我，说“给你，摩托”，我摸他脸，说“大宝贝，不是摩托，是奥特曼”。
  我事后想，我为什么会去那个房间，为什么会这么说话，为什么会作这个动作，这是一种非新闻记者式的语态和动作，我的性格在日常生活里也不是一个很外露的人。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
  与药家鑫父亲交谈，他说到后来临刑前最后一面，药家鑫说要捐出眼角膜，他拒绝了，说“把你的罪恶全都带走，不要将来出了事别人再来怪我”
  我低着头，用笔敲着手“你这么说他会难受的”
  为什么这样？我也不知道。
  采访完晚上写工作笔记“以往在采访中都随时控制内容和节奏，但这次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对张妙的家人有这样的感觉，也没有想到会对施害者的“难受”有这样的感觉最近采访感觉陌生的我，好象摆脱了律令，在自发地做出反应，在新闻调查时，我采访过比这酷烈得多的事件，但为什么我现在反而心里的动静这么大？”
  我不知道。
  “这种采访象在竹楂尖子上走”我在笔记里写“我把自己的心也放在这个密密的芒刺上”
  4
  昨天晚上跟一个朋友谈话，她一个亲戚，50多岁了，最近发生“天翻地覆”的事。“竟然包养了二十多岁的女孩，竟然怀孕了，竟然要离婚”
  她说“我就是心疼他，二奶不是个好货色”
  “你怎么知道？”
  “他们告诉我的，没别的，就是年轻”
  “你可以亲自了解一下，不要带判断，不要预设，去谈谈，可能对家庭对他都能是个帮助”
  “简直是撞到鬼了，他是我偶像呢，英俊，有才华，善良，这次真是”
  “不太有人会十几年一直撞到鬼，你可以象作家一样去问问他”。
  我的朋友是一位心灵很丰富的人，也很善解人意，我理解她的震惊与创痛，只是对自身的感受往往会妨碍我们去感受他人。
  “有个男人出轨了，”这是新闻，新闻只夺取“最奇特”的一面，“二奶怀孕了”“家族都反对”。这是一个模式，卢安克说过：“不要把我们的认识弄成模式，因为模式只能让我们脱离生活。反而，只有对认识的感受能带我们进入生活。”
  文学是有所感受，揭示“最寻常”的一面人心到底如何？一个男人“为什么”去选择跟一个“让人瞧不上”的女人在一起？家族“为什么”要反对？如果是我置身于他的经验，我又如何？
  看看《安娜卡列尼娜》，这故事也只是男女情爱。
  但托尔斯泰好象可以钻进每个人甚至动物的心里去活一遍，他并不美化他们，只是深化他们，不管哪个类型……花花公子调情的满足感和身不由已爱上一个人之后内心的恐怖，一只猎狗接近野鸭子时折磨的乐趣，一匹马在起跑时只用运动表达的本能思维，老官僚的一丁点柔情和他妻子原谅他外遇的全部心理过程……不管他多么爱憎某人某物，但就因为他在理解上有同等的深度，所以人人都平等起来。
  我在节目预告时写过，以前我采访不少艾滋感染者，自认为对他们的处境有些了解，但看了赵亮这个纪录片，觉得自己象黄庭坚说的，大雨滂沱而下，大地汲水，万物吸纳，只有庭前大石头，雨落其上“入不得”。
  什么叫“进入？”
  采访《在一起》时，感染艾滋的刘老师说她有天打车的时候，司机问你去哪，她说了地址，对方有点奇怪，看了她一眼，说“你去那儿干啥？那儿都是艾滋病”。
  “我就是”
  司机一脚刹车，从后视镜里看着她，说“我看你也是一个人呀”
  这句话，足见误解和恐惧之深。一个社会的恐惧和暴戾之气，往往来自想象，而不是事实。来自议论，而不是感受。
  但一切了解的开端，也埋在同一句话里，这句话把我们按在水里，浸没于他人之中。
  “你也是一个人呀”。
  5
  浸没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
  托尔斯泰听肖邦的音乐会发起火来，“这音乐到底要把我怎样呢？”
  敏感的人，有强烈的感受，就会被“怎样”，就会被动，摇晃不安。
  但必须冒险置身其中。
  有人在药家鑫案的节目后问“你们为什么要选这么敏感的题目？”，我想起村上春树在毒气事件中，没有采访那些投下沙林毒气的人。可能是条件限制，他虽然意识到了那些狂热信奉者的某种特点“最可怕就是由特定主义，主张造成的类似精神囚笼，多数人需要那样的框架，没有了就无法忍受……一旦陷入原教旨主义，就会失去灵魂柔软的部分”，但他还是没有在真实世界里穷尽一切努力，去感受囚笼中的灵魂，不能揭示这狂热背后的“为什么”，“不能忍受”的是什么。
  可见一个作家也会遇到这种痛苦的选择……要不要认识人，要不要认识那些被认为是恶g的人，甚至不为任何改造性的目的，只为了认识人的本来面目？
  陈虻以前要我宽容，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现在我体会，理解是要有基础的，这个基础是感受。
  采访花甲背包客时，两位老人说年青时被教育要解放三分之二的全人类，现在出了国，在澳大利亚看到土著人的生活，政府给他们提供了住房和物质，他们不高兴，就是喜欢睡在野地里。这对夫妇感慨“我俩才讨论，幸福到底是什么，幸福是能过自己愿意过的生活……这话很简单，但你没有感受的时候，你就体会不到”。
  他们说，“单一就会狭隘。”即使是善，强加于人，偏执一端也会如此。
  托尔斯泰在写安娜卡列尼娜时，他已经知道什么是必然性的悲剧结局，但这与道德无关，他只是浸没在生命之流里，在每一种相互冲突的感觉中，精确地秤量出其中的分量，看见哪一方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在这个社会的秩序与结构中，什么将是无可避免的“何事不得不发生，何事无法完成或不可能完成”。
  我有一个阶段，勒令自己不能在节目中带着感受，因为我认为客观的前提是不动声色，真相会流失在涕泪交加中，但托尔斯泰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客观是对事件中的任何一方都“投入其中”，对生活在此侧与生活在彼侧的人都要有所感受，相互冲突的感受自会相互克制，达到平衡，呈现出“客观”的结果，露出世界的本来面目。
  （载《东方文化周刊》）
  春秋时期的鲁国朝政一直由三桓把持。三桓，即鲁桓公的后代孟孙、叔孙、季孙三个世家大族，其中季孙氏势力最大。而鲁国国君，就成为受制于三桓的“虚君”。……在这种以下制上的不正常政治状态发展到极致时，季孙氏这类大族又由内部的家臣如阳虎控制，此谓孔子所言的“陪臣执国命”，可见一个完整继承周礼的国家，政治规矩隳坏已到了何等的地步。
  臧武仲亦是鲁国的大臣，他是一位智者，官声也不错，然家族势力不大，无法与三桓相匹，在如此政治格局下，一个贤明的大臣要想生存下来，难度可想而知，他只得凭自己的智慧和那几个蛮横霸道的世家大族周旋。
  邾国是相邻鲁国的一个小诸侯国，常尾随齐国欺凌鲁国，因此两国可说是世仇。鲁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2），邾国的大夫庶其因国内矛盾，带着自己的封地以及家族来投奔鲁国。这对鲁国来说，当然是件大好事，执政的季武子把鲁襄公的姑妈嫁给庶其，并厚厚地赏赐了跟随庶其来鲁国的臣仆。
  为了本国的利益，鼓励敌国的大臣背叛国君来投奔自己，现在看来这种挖墙脚行为很正常，但在还残存贵族社会种种礼法的春秋时代，这是缺德至少是不厚道的行为，性质和鼓励儿子举报老子，破坏最基本人伦秩序差不多。
  那时候，鲁国民间盗贼四起，季武子找来臧武仲责问：“你为什么不卖力抓盗贼？”因为当时臧武仲担任鲁国的司寇，相当于现在的政法委书记，主管该国的治安与司法。臧武仲回答说：“没办法整治盗贼，我也没这个能耐。”季武子说：“我有四方边界，在这个范围内抓盗贼，有什么不可以的。再说，你是司寇，抓盗贼是你的职责，有什么不能做的呢？”
  于是臧武仲说了一段大道理，来教育这位指责他不尽职的执政者。他说：
  子召外盗而大礼焉，　何以止吾盗？子为正卿，而来外盗；使纥去之，将何以能？庶其窃邑于邾以来，子以姬氏妻之，而与之邑，其从者皆有赐焉。若大盗礼焉以君之姑姊与其大邑，其次皋牧舆马，其小者衣裳剑带，是赏盗也。赏而去之，其或难焉。纥也闻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轨度其信，可明征也，而后可以治人。夫上之所为，民　之归也。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是以加刑罚焉，而莫敢不惩。若上之所为而民亦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将谓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后功可念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像庶其那样偷了自己国家的土地来投奔我国的，那是大盗。你不但收容他而且高规格礼待他，怎么能让我去禁止偷盗呢？像庶其这样的大盗，你让国君的姑妈嫁给他，还另外赏赐土地，跟随他的人重要的赏给奴仆和车马，次要者赏给衣裳宝剑和腰带，这就是对偷盗行为的鼓励呀。我听说，在上位的人应洗涤自己的心灵，一心一意待人，使人相信他自己定的制度，可以明白地得到验证，然后才可以治理别人。上面的所做所为，是百姓的归依。上面的人不做的百姓有人做了就可以对触犯者加以刑罚，也就没有人敢不警惕敬畏。如果上面的人胡乱作为，百姓跟着做，那是势所必然，谁又能够禁止得了吗？所以《尚书》说，所要强调的德行在这里，要解释的、宣扬的、推行的德行也同样在这里，唯有上帝能记住下功德。因此，自身要言行一致，自己的诚信度才一致，然后自己的功德才可能被记录下来。
  这段话让季武子哑口无言。臧武仲说出了一个从古至今都得到应验的政治原理，那就是说，无良缺德的官府，单靠严刑峻法不可能拥有良民。官府和官员是百姓的表率。但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官员层贪渎成风，却要求老百姓廉洁简朴；官员层普遍残暴，却要求老百姓仁厚；官员层奢靡放荡，却要求老百姓行为检点；官府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却要求老百姓诚信。这种自己都不遵守的律条，让老百姓严格地遵循，怎么可能有效果呢？其结果必然是：再完备的法律法条都是摆设，官府的宣传不管如何美妙动听，而现实必定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隳坏。
  杨照：理解风险，对付风险
  进入专题：　风险
  ●　杨照
  假想一下：如果你身上带有一种特殊的病毒，一旦发作起来会严重致命，但是发病几率相对很低的病毒。如果都不吃药，每天这种病毒发作的几率是0。5％。另外有一种特别针对防治堵截这种病毒而设计的药，吃下去之后每天病毒发作的几率，可以降低到0。05％。
  现在要问你：你会不会乖乖按照医生的嘱咐每天服药？尤其如果吃这个药很贵、又很麻烦的话？
  用一种乐观的方式来考虑：吃了药，今天99。95％的几率不会有问题，可是就算不吃药，今天也有99。5％的几率能够平安度过。
  99。95％和99。5％，真有那么大的差别吗？你真的能感受、体会到这两个都几近百分之百的几率的差别？99。5％，我们一般人不就觉得很安全，不会有事了吗？
  这样看，你八成不会按时吃药，至少稍有借口就会省掉一天、两天、有几天不吃药吧！
  然而换一个方式看，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决定。99。5％的几率，意味着在一千个染有病毒的人当中，每天会有五个人发病死掉。99。95％，则是一万个染有病毒的人当中，每天有五个人发病死掉。
  这里有两群染有病毒的人，一群按时吃药，一群却不吃药，2010年1月1日，两群各有一万人，依照这样的感染比率，到12月31日，吃药的那群人剩下八千三百人；可是不吃药的呢？啊，只剩下一千六百人。
  那你还吃不吃药？
  累积乘以倍数的风险
  一天一天分开看，几率没什么差别；单累积一年，那差距不但看得到，而且还大得惊人。
  风险危机最关键的地方就在这里：再怎么微笑的几率，一旦累积乘以倍数，就变得显著了。所以短时间的风险评估、控管是一回事：长时间的风险评估、控管是另外一回事。还有，个人的风险评估、控管是一回事；众人团体的风险评估、控管又是另一回事。
  孙中山先生说的：“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这句话在风险评估、控管上，至今不只颠扑不破，而且值得反复被强调，值得回到根本上重新理解。
  政治必须管理众人，众人具备数量的因素，这事政治考虑上无论如何不能遗忘的原则。在我们个人层次看来微不足道的风险，一旦乘以众人倍数，可就不得了了。
  每个人每天在路上遇到死亡车祸的几率，微乎其微。没有任何一个人出门开车或走路时，会去预想：啊，我今天要用什么方法避免遭遇死亡车祸？因为微乎其微，所以绝大部分的人，几乎是所有的人，都不会做任何事来予以预防。可是道路上有这
  么多的人、这么多的车，数量累积之后，再微小的几率乘以巨大倍数，就还是会造成死亡车祸出现。
  每个人都不会遭遇，但事实上以台北市而言，一年有近百人死于车祸中。这样的情况，比前面举的吃药例子，更难让人自愿为了降低几率而去做些什么。
  政府要解决整体的风险
  就是这种状况，烛照出政府的重要性。政府关照的，是那一整幅众人的景象。正因为面对那么小的风险，正常状况下没有人会有警觉，没有人会愿意麻烦做些什么，大家的基本想法都是：“反正不会是我。”“多做少做反正没差。”那么当然也就不可能倚赖个人层次的努力，来控制风险、降低风险。
  政府的思考方式，就是一种“众数风险”的方式，是如何在大量的数字基础上，降低整体风险。怎么样将今年全年一百零三个车祸死亡人数，明年降低到一百人以下。
  为了要减少那屈屈几个死亡数，很可能要大费周章。要调派警力多抓违规酒后驾车，要购买器材多设置超速照相，要改变规定不准红灯右转，部分路段要增加分隔快慢车道的安全岛，另外部分路段反而要拆掉原有的安全岛。。。。。。
  很多措施不只花钱，还转嫁成为大家的麻烦负担。可以转弯的路口不能转弯了，本来不塞车的地方塞车了，更不必提各式各样的罚单变多了。
  经过这么多努力，呈现的成果很可能是让第二年的死亡数字，从一百零三降低成九十。然而这样的数字，对大多数人时没有一点点切身感觉的。本来那一百零三人不会是我，当然那多救活的十三个，也不会是我。这是一般人的感受。
  从整体的层次，明显的风险依然存在，那九十条人命还都是人命；可是从个人的层次看，却往往只感受到被s扰、被要求的负担，感受不到平均下来那样微之又微的风险降低。于是个体的要求、反抗，就会不断升高，影响到整体风险控管的空间。更困难的，是面对尚未真正实现过，但一旦实现后果极其严重的风险。核能电厂是最明显的例子。核能运转不可能没有风险，但那风险在短时间内又微乎其微，一旦意外发生必定酿成大祸，两项因素相乘，就构成风险控管上最刺手的难题。
  要看那微小几率的一面，因而觉得核能很安全？还是要看那累积放大的倍数，因此觉得核能很危险？还是要看一旦出意外，核能吓死人的破坏力量，因而觉得核能万万要不得？到底怎样的角度，怎么样的抉择，才是理性有利的？
  坦白说，如果没有风险的因素，人类组成政府、政府发挥功能的需要，会小很多。政府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就在看到风险、拿出对付风险的办法来。
  对付风险，是那么根本的政府责任，却绝非简单容易的事。政府的政绩，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应该就是在理解风险上有些怎样的d见，又具备如何的智慧来处理风险了。
  15网上有白宫决策捕杀本·拉登的现场照片，其中一幅是海豹突击队在巴基斯坦执行捕杀拉登的任务时，奥巴马和幕僚们在白宫局势研究室（situation　room），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监看卫星实时传送的视频。（图中左起副总统拜登、总统奥巴马，右起国防部长盖茨、国务卿希拉里。希拉里前面一份文档因为保密原因，被打上马赛克。）
  这样一群咳嗽一声全世界都会感冒的人，在一个足以左右世界局势的房间里，监看着一个国家与一个人的战争的最后战果，现场高清图片能公开发布，是件很令我感到很惊奇的事情。这是因为，在我有限的认知里，莫说是高级首长，就算是贫困县的书记县长，类似题材的照片都是不宜即时公开的。当然，有利和谐稳定、反映伟大成就、展示亲民风采的相当正面的照片除外。
  更令人惊奇的是，奥巴马及随身的幕僚不过十数人，竟把一个堂堂的白宫局势研究室挤得满满登登。由此可知，这个著名的所在也不过如此，其面积估算起来，也就与我们的科级领导的秘书办公室大致相当，实在是缺少了点大国风范。不仅如此，那会议桌、那墙壁，看不出豪华装修的痕迹，满屋子透着寒酸气。真不明白，这见多识广的美利坚的高级官员们，怎么就不到我们这里哪怕是一个县处级单位，取取改善办公环境的经，居然可以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还能忍受得住？
  办公环境差也就罢了，不像话的是，白宫的“机关事务管理局”似乎根本没拿领导当干部。会场内没有时鲜的水果，没有可口的饮料，连周九耕同志都能抽得起的“九五至尊”也没有一包。会议桌上看到的只是一次性纸杯，总统面前隐约可见的水瓶，里面大概也只是清水而不会是“红牛”。
  让人看起来不习惯的，还有室内的座次。无论是实际所处的位置，还是照片布局中的位置，本应处在正中的奥巴马被挤到了犄角，绻着身子坐在一张小得可怜的椅子上，连他身边那穿着军装的家伙，坐的椅子都比他的大，看起来也比他的舒适。如果不是他那张为世人熟识的脸，根本就看不出来旮旯里这个人，居然是美国总统。这样喧宾夺主的照片，也敢拍摄并敢公布出来，这就是在我们的某省某县网站上，也根本是不会被审查通过的。
  再细看一下他的那些幕僚，无论是坐还是站，倒是一个个气宇轩昂，似乎他成了不起眼的陪衬人。而他似乎对下属们这种在我们看来简直是僭越的行为，丝毫没有在意。看来，他是习惯了与下属们这种随意性的相处，他更关注的是眼前捕杀行动的情况。我就在想，这要是在我们这里，哪怕是一个乡镇的活动，镜头中的领导，一定会身居正坐，气度不凡地运筹为幄着，而在场的下属，则会一个个表情严肃地听取着领导的指示，岂能如奥巴马的同僚那样抢了领导的风头？
  总之，这张照片说明一个问题，在对待领导这件事情上，奥巴马没把自己当回事，下属们也没把他当回事，都太没有规矩了。但就是这样一个在下属面前不把自己当回事的领导，却在随后的电视讲话中，说出了全世界都不能不当回事的话：“今天我们再次印证只要美国下定决心，这个国家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够实现。”这，可能才是老美想要的规矩。而这种规矩，恐怕也只有在会议室中不那么讲究规矩的一群人，才有资格制定。
  16李剑芒：你坚持民主所需的假设吗？
  发布时间：2011…10…27　17：19　作者：李剑芒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401次
  不管人们怎么厌恶独裁，喜欢民主。除了人的本性自私这个基本动力驱动外，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正确思考人的模式。现代社会，人们都在高呼民主。但独裁为什么会在大家都高呼民主的环境下存在？为什么很多的独裁者是在高呼民主的过程中产生的？不去思考这个问题，民主以及民主运动无非是人的自利性推动下的造反；皇帝轮流做，今朝到我家！这种所谓的民主运动我们看到了很多，不希望继续重复这种无聊的游戏。
  民主的第一个字是民。民就是一个人。民主的基本假设是；人与人之间虽然有差别，但差别不大。起码没有大到有必要把人们分开成为不同的族群。马克思理论为什么不可能有民主？因为他把人分成了阶级！他已经违背了这个最基本假设。所以，如果你自称是民主派，那么你必须坚定地站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之上。一旦你产生了你与某些人有本质上的不同，某些人不应该享受你追求的权利，那么你已经忘记了自己追求的是什么，你已经背离了民主的基本假设。我不知道你追求的是什么，但我知道一点；那不是民主！
  人类至今为止的一切正确道德都是建立这个假设之上；即人与人是一样的，是平等的。这就要求一切道德必须满足对称性。不对称的道德不是道德，那是邪恶！对自己讲一种道德，对敌人讲另一种道德，这是道德双重标准，它是邪恶，不是道德。人类社会文明的趋势是走向道德，而不是走向邪恶。
  批判这种邪恶的民主追求是因为我不停地看到人们一边高呼民主，一边散步邪恶思想。一个传统的例子就是对待贪官。我一直在说；中国人反贪官根本不是仇视那种不公正的行为，而是仇视那个不公正的行为的结果不是自己家。说白了，人们恨的不是贪官这种现象，而是贪官不是我爸这个客观事实！
  一个正确的反贪官思想是假设贪官是和自己一样的人，假设自己到了贪官那个环境会造成完全一样的行为，而不是假设贪官的人和自己不一样，他们是另一个上帝造的人。这样的假设导致我们不去仇视贪官这些人，而是仇视制造贪官那个环境。说白了就是仇视那个体制！只反贪官，不反体制，这种人只是在仇视他爸爸、妈妈不是贪官！这种人眼中的所谓民主说白了就是：我说了算！
  近期另外两个案例使得我感觉不得不重复这个观点（我知道我又会挨骂）。第一个案例是广州佛山的交通惨案。全国上下，大家都在假设：我和那18个路人不一样！只有很少的人假设自己和他们是一样的人。这些人，虽然也在批判我们社会中的不道德现象，但不是那样的激烈，也不会假设那18个人真的像魔鬼一样的冷漠，见死不救！
  而那些假设自己与那18个人不一样的人们，各个在表演道德，当我戳穿了他们的游戏，他们就诅咒我家人被汽车撞死没人管。
  第二个案例是对卡扎菲所遭受的非人道待遇的容忍！卡扎菲死的极惨，不但脸被打变形了，胸部、脸部中弹，甚至有人把匕首捅到了他p眼里。这是让人无法忍受，连畜生都不如的行为。
  他是一个独裁者，他对杀害很多的人负责，他侵吞国家财产，他把利比亚变成了卡扎菲家族的花园，这我们都看到了，都极端仇视这样的体制。
  但！卡扎菲是一个人，和我们一样的人，而且是一个70岁的老人。如果有人告诉我，能把匕首捅进一个70岁老人p眼里的人们会领导一个国家走向民主；我当面吐他一脸涂抹；放p！连人的基本尊严都不知道尊重，他们知道什么叫民？
  民主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它只所谓伟大是因为它冲破了人们顽固的自我中心主义，在理想上对抗人的天生自利性，它假设人人生而平等，它假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假设是我们所有追求的基础。那些不承认这个假设，甚至仇视自己敌人人格的人们。你们给我闭嘴，不要再高呼民主！民主思想不是这样被你们蹂躏的。
  来源：　作者博客　｜　来源日期：2011…10…27　｜　责任编辑：程仕才
  17邱立本：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新中国
  http：//。。。cn　2010年11月26日　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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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寻回追求物质的权力，也追求精神家园的权力。中产阶级举重若轻的翅膀，飞向新中国。
  ……
  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今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新总结，也是对全球华商的期许，在市场经济的魔力中，发现了一个过去所不敢想像的新中国。
  这个新中国不再靠革命和意识形态，而是释放人性的欲望，回归市场的基本面。过去马克思理论对“拜物教”的谴责，成为时代的笑柄，代之而起的是全国鼓励消费的广告热潮。上海街头巨型的名牌lv的广告傲视全球，让香港人吓坏了。而中国的全国广告的预算，也在每年上升。
  即使在全球金融风暴和量化宽松的危机下，全球华商一千排行榜的表现亮丽，企业的纯利上升了两成多，而主要的推动力量，在于中国内部需求的上升。
  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买得起lv的的产品，但谁也不能否认，中国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壮大。在百货公司，超级市场，汽车展，餐厅，戏院，中产阶级都是最重要的消费者。他们不是买最贵的，用最贵的，但却是总体上最有购买力的群体。他们释放出的市场力量，也显示中国启动内需经济的重要性。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生活无论多么折腾，生命无论多么痛苦，但只要有消费的意愿，只要有消费的本事，人生就拥有最好的补偿。
  他们尤其要补偿历史的缺陷。在革命的年代，也是禁欲的年代。物质欲望被压抑，但权力才是最稀缺的商品，多少的纵欲，都是在权力面具的背后进行。今天寻回消费的力量，也是要寻回被剥夺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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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使中国奏起了消费时代的主旋律。它代替了政治的全能主义，让市场有机会发育成长。即使政府和政党的手伸进来，即使有多少的权钱交易，但市场改变了政治，让垄断的权力不再那么垄断，让一元化的世界变得多元化。
  这也改变了整个社会的世界观。中产阶级的世界观成为了主流，好好过日子，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像张爱玲那样享受生活，而不是每个人都要变成富豪巴菲特。
  更重要的是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也从城市向农村延伸，而最终也会让八亿农民成为中产阶级，打破了城乡户籍的界限，尤其全国交通和通讯日趋发达，高速公路，高铁，手机，互联网，微博，都让过去只有少数人所能拥有的生活，在全国扩散。
  而中产阶级并不是只沉迷在拜物教的氛围中。在物质的基础上，他们也孜孜于理想的追求。中产阶级往往是志愿者的先锋，他们参与汶川大地震的救援，也参加厦门抗议px的污染的“散步”，也当然前往上海大火的街头悼念，带一束白玫瑰，展现中产阶级难掩的优雅气质。
  正是寻回了物质追求的权力，他们也要寻回追求精神家园的权力。这是中产阶级的光荣与梦想，掀动市场举重若轻的翅膀，飞向他们心中的新中国。
  给理想一点时间2　　　　　　2012年01月02月　　　晚21：00　　　　　311寝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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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军的高铁遗产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加藤嘉一　【作者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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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初到中国的时候，刘志军刚刚当上中国铁道部长。八年来，我无数次乘坐中国火车到各地旅行，既坐过又脏又乱的普通列车，也坐过现代化的“和谐号”，将来肯定还会坐世界领先的京沪高铁。不过，中国高铁之父刘志军却没有机会以铁道部长的身份看到京沪高铁的开通了。
  根据报道，他因在铁路建设中的“严重违纪行为”而落马下台，有永远出不来的可能。一直对中国高铁寄予高度关注，也确实没少加以表扬的世界媒体，在这个爆炸性的消息面前多少有些震惊。不过，作为新干线旁边长大的日本人，我倒觉得此事不值得大惊小怪，它只是把日本的某段历史重演了一下而已。正如《国际歌》的第四段歌词，“矿井和铁路的帝王，在神坛上奇丑无比”，中国和日本都一样。
  1955年，曾参加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十河信二被任命为日本国有铁道总裁，相当于铁道部长。当时日本的铁路和火车全是战前留下来的旧货，其水平连印度的都远远不如。国际上，铁路界因为受到汽车和飞机的竞争而越来越边缘化，成为典型的夕阳产业。但是71岁的十河信二从一上台就决定建造一条新的高速铁路，把东京和大阪之间的路程从8小时减少到3小时。这条铁路将采用电力作为动力，两条铁轨之间的距离也与之前的标准完全不同，因此被称为“新干线”。此前日本不但没有建设过这样的铁路，连试验都没搞过。再加上根本没有人投资，从总工程师以下的日本国铁所有职员都不相信新干线的可行性。
  但十河还是决定一意孤行，他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赶跑了铁路总工程师，任命自己的亲信岛秀雄接任。面对国会议员的质疑，十河一面辩护说“只是在进行原有铁路的改造工作”，一面利用媒体大作广告，最终争取到了新干线项目。后面的事情更为惊人，根据岛秀雄的设计方案，会计师计算出新干线需要3800亿当时的日元才能建成，远远超过日本的承受力，国会不可能通过预算。
  十河则命令会计师做一份假账交上去，欺骗国会说只需要1900亿，而且有办法借到世界银行的贷款。世界银行本来明确禁止投资新干线这种试验性项目，但十河把国铁在其他项目上的开支挪用过来秘密用于新干线项目，让世行相信新干线的修建异常顺利，于是贷款顺利到手。新线于1959年开工建设，建到一半时资金就用完了。正好此时十河信二的任期已满，他对首相池田勇人说：好了，世界银行的钱都借了，你看着办吧。
  十河的行为有严重违法嫌疑，池田当然知道。不过由于借了世行的巨款，日本的面子问题让他别无选择，于是只好从国库中拿出巨额资金用于新干线。在进行了3800亿日元的投资后，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线”于1964年10月1日通车。已经79岁的十河没有出席通车仪式，因为他已于此前被赶下了台。他的新干线和特有的“光”号列车却从此成了与富士山并提的国家象征，70年代从日本寄往欧洲的圣诞贺卡上，有一半都印着新干线的照片。
  1978年，邓小平坐上了“光”号列车，他评论说：“速度很快，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需要跑。”但他并没有在中国引进这种技术，因为日本铁路正在亏本运营。1987年日本国铁民营化改革时，国铁负债已经高达2270亿美元，负责铁路建设的国企“日本铁道建设公团”也欠了410亿美元，两个公司的总负债超过全国gdp的7％。不过，政府未必为此感到后悔，因为便捷的交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目前，日本正在推动建设一条采用更先进的磁悬浮技术的“新新干线”，它将把东京到大阪的时间缩短到仅一个小时多一点。当然，5年建成新干线的奇迹是不会再有了，新新干线最早也要到2027年才能建成